学界回眸语文教育70年

近年来，关于语文教育的讨论甚至争论此起彼伏。诸如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到底应该怎样界定？语文教材文言文与现代文的比例到底多少合适？什么样的语文教育才是理想状态的语文教育？新中国70年，语文教育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未来语文学科应如何建设？《新中国70年语文教育回顾与展望》给我们打开了视野，提供了研判平台。

2019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举办了“新中国70年语文教育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堪称学术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语文学科专家、教研员、语文教师及关注语文教育的学者200余人与会。研讨会的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这本任翔教授主编的《新中国70年语文教育回顾与展望》一书中。林崇德、温儒敏、孙绍振、李宇明、刘勇、顾德希、顾之川等40余位专家从不同角度总结和回望了新中国70年来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特点。

《新中国70年语文教育回顾与展望》系统总结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语文教育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以形成正确科学的语文教育观。

深化对语文教育内涵和外延的认识

关于语文教育内涵和外延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有从学术界向社会弥漫之趋势。

“语文”的概念有其历史形成过程。中国古代“经学”发达，“句读”相随。清代文字狱大盛，“小学”（文字学）逐渐成为显学。西风东渐后，学科概念输入，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始设国文科，内容以文言文为主。民国建立，中华书局编撰《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国文教材，出现了白话文。其在小学阶段开设国语课，教材以适合儿童学习的口语白话文为主，到中学阶段开设国文课，教材以文言作品为主、新文学作品为辅。新中国成立初，叶圣陶将“国语”“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的主张被采纳，“语文教育”逐渐成为我国中小学的基础性科目和主导性课程。目前汉语汉文教学已开设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国际影响日渐凸显。

对于“语文”的概念阐释，主要有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章、语言和文化等不同理解和不同派别，当下，各派别有融合发展趋势，“语文”即作为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的简称。学者们认为，语文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在这四种能力中，专家们特别强调“读”的能力，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说：“语文新教材特点之一就是体现多读书、会读书、读整本的书。”王本华编审也强调“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

从“工具语文”到“大语文”再到“新文科”

70年来，对于“语文观”的探讨在不断深入。新中国成立较长一段时间内“工具说”占主导地位，即把语言和文学看成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语文甚至被当作政治课来上。改革开放后，“工具语文观”逐渐过渡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这是对语文教育认识上的深化，也是语文观的进一步发展，该语文观上承中国古代士大夫“修齐治平”精神文脉，强调“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实践语文观”的本质是让学生具备适应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核心素养。林崇德教授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同时指出，“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一是语言建构与运用，二是思维发展与提升，三是审美鉴赏与创造，四是文化传承与理解。”

“文化语文观”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背景下对于语文教育的新发展和新认识。刘真福编审认为“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与文化教育、文化传承和文化启蒙密不可分，语文教育是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语文被认定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语文观”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育的内涵，拓展了语文教育的视域，提高了语文教育的境界。孙绍振教授强调，对语文教育和中国教育都要摒弃西方文化崇拜，要建立民族文化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文科”概念逐渐形成，交叉性和融合性是新文科的标识，在文、理、工等交叉融合的同时，并将新技术融入文史哲等传统学科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跨学科学习内容，以达到扩展知识和创新思维的目的。语文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涂清云教授指出，“要让新时代语文教育成为提升国民素质、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基石”。与“新文科”具有逻辑一致性的“大语文”，把语文内化成生活的一部分，涵盖阅读、写作、口才、书法等大文科内容，旨在构建相辅相成的语文教学生态链。

文章来源：《小学语文教学(园地)》 网址: http://www.xxywjxzz.cn/zonghexinwen/2021/0302/711.html